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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转化优势 生物质能或担起能源保障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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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2008 9:05:00 AM
中国工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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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飙升、粮价暴涨成为近期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今年以来，粮价上涨使得一些国家出现动荡和骚乱。在刚刚结束的八国集团峰会上，与会各国首脑再次将不断上涨的粮食和能源价格问题推向了前台。而在近日召开的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论坛上，中国工程院有关专家也对我国发展生物能源问题发表了看法。
粮价危机不能归罪于生物能源
“很多人将粮食危机归罪于生物燃料，这个观点是不科学的，生物燃料不是引起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大家应该理性看待。”7月9日，在由中国工程院组织召开的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年）发展战略论坛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指出，当前并不是粮食危机而是粮价危机。此次危机并非是突发性粮食减产和供应出现问题引起的，而是因粮价上涨导致经济不发达国家买不到粮而引发粮价危机，中国仍应大力发展生物能源。
近十多年来，世界谷物、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一直在增长，大米、小麦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2006年和2007年，澳大利亚小麦和法国玉米因灾减产，除世界小麦产量稍有下降外，世界谷物总产量仍在增长。石元春说，十多年的世界粮食产量整体表现是好的、健康的，没有出现突发性减产迹象。同时，消费量平稳增长、年均增长率与产量年均增长率十分接近或稍低一些，这意味着因供需失衡而引起粮食危机的说法没有根据。从十多年的系统资料看，进入本世纪后世界粮食库存情况都在安全线内。
据介绍，由于人为压低粮价和发达国家国内的高额粮补，世界粮价长期以来都处于偏低的状况。世界粮价从2005年开始渐进式上涨，2007年夏季开始快速上涨，2008年初开始暴涨。2006～2007年度，小麦由每吨120美元涨到200美元，2007年夏季到2008年3月每吨涨到480美元。2008年3月27日，泰国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一天涨了30%，4月17日突破1000美元大关。涨势比较平稳的倒是玉米，2007年初到2008年3月的15个月里由166美元到233美元，只上涨40%，同期的大米上涨82%、小麦上涨131%。
此次粮价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粮食进口穷国中的低收入人群，商店有粮也买不起，政府对平抑粮价又有心无力，如果同时又是石油进口国，其境遇就更加糟糕了。如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观察报告（2008年）显示，世界上最穷的50个国家中有38个是石油净进口国，其中25个国家的石油全部依赖进口。进口油价上涨已经压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喘不过气来，进口粮食价格的上涨无异于雪上加霜。而欧美富国的社会财富充盈、粮食储备充裕、低收入人群小，粮价易于掌控，又多是粮食出口国，是粮价危机中的主要受益方。所以说，世界粮食危机的实质是穷国的粮价危机。
短效因素催生粮价危机
既非粮食供应不上，又无其他突发性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粮价危机呢？石元春认为，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大米、小麦价格的暴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恐慌心理和金融因素发挥了想像不到的“发酵”作用造成的。2006～2007年，澳大利亚和法国受灾，玉米和小麦减产，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2008年2月，联合国FAO又发布了具有强大新闻效应和冲击力的消息：世界粮食库存降到近20年的最低水平，全球粮食供应趋紧。同时，美元大幅贬值和次贷危机，使大量过剩的游资进入包括粮食期货在内的各种投机市场，对粮价推波助澜，不断加剧着社会的恐慌心理。2007年2月，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随后俄罗斯、阿根廷、中国等为自保而相继出台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的措施。至此，世界粮价危机正式出现。有经济学家认为，恐慌心理和金融投机对此次粮价危机的贡献最大。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对生物燃料的不实报道，也为社会恐慌心理提供了依据。石元春认为，2006年和2007年，美国的确用5340万吨和6500万吨玉米生产了乙醇，但有媒体报道的却是耗费1亿吨玉米生产生物燃料。
资料显示，2004～2007年间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在增加，2007～2008年度将创历史最高点，这是因为美国农民生产玉米的积极性和玉米产量的提高缓解了玉米市场供需的矛盾。石元春分析，这说明用玉米生产乙醇并没有造成粮食危机。而此次粮价危机，恰恰发生在玉米产供增长率最高和价格最为平稳的年份，证明了生物燃料对世界粮价危机的影响很小，更不是什么罪魁祸首。
“有一点是需要澄清的，部分媒体往往将生物燃料等同于玉米乙醇，这同样是不科学的。”石元春强调说，生物燃料从原料到产品是非常多样的，原料有草灌乔和有机废弃物，产品有固、液、气三态，生物乙醇只是液态中的一种。生物乙醇的原料包括甘蔗、甜高粱、薯类、作物秸秆和林业剩余物的纤维素等，玉米仅是其中的一种。把玉米乙醇影响粮食供应的“一盆脏水”倒在了整个生物燃料头上，不仅误导了社会，也违背了科学公正的准则。
生物能源将担当重任
用生物燃料替代石油是中国发展“绕不过去的坎”，这是它和其他能源自身的特性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石元春认为，从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和生物能源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生物能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核能等能种只适合于转化为物理态的电能和热能，惟有生物质能才是经植物光合转化成的化学态能量，最适合于转化为液态燃料。
他特别就煤变油能源替代战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2007年在内蒙古等地已经试生产。据该集团网站称，转化成1吨燃油需要消耗4吨煤炭和10吨水，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原油精炼的7～10倍。我国煤炭产地主要在缺水的北方，按内蒙古项目年需耗水1000万吨左右估算，如处理不当，这将是又一场新的生态灾难。
石元春进一步分析说：“如果用煤转化为甲醇和二甲醚也是不经济的。”按能量投入产出比，得到1份能量的甲醇燃油需要投入4～6份能量的煤，生产1吨煤基甲醇要排放8.25吨二氧化碳，还有腐蚀机械、储存困难、影响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尚难解决。欧美国家经多年试验均已宣布失败，目前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以甲醇为运输燃料。
“更重要的是，煤变油和转化甲醇、二甲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煤炭，这种高资源投入、高环境和高经济代价的拆东墙补西墙没有必要。”石元春说。
他还认为，蓄能电池或以氢为能源的做法也不是理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汽油相比，电能与氢能要清洁许多，但它们都是由一次能源转化而来的二次能源，在清洁城市的同时，发电厂和转化氢能的污染依旧。且电与氢的能效比汽油低，比生物燃料低得更多，加上蓄能电池适于城市短程而不便长途使用。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新路
“生物能源对缓解中国能源日益出现的危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将为中国的‘三农’发展开辟一条新路。”石元春分析说，相对于其他的新能源，生物质能是惟一以化学态存在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形式转化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国的国情，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是中国最现实的发展路径。
石元春说，要改变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如果像美国计划在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的石油运输燃料那样，中国石油替代也能达到30%，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三农”问题都将得到有效解决。他认为，发展非粮生物能源产业有助于利用荒地、盐碱地等未利用土地扩大木薯等能源农作物种植和发展能源林，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同时，这也有助于充分利用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变废为宝，促进农民增收。
石元春说：“生物燃料并不单指玉米乙醇，生物燃料产品具有多样性。”据介绍，生物燃料除了以玉米为主的粮食制乙醇外，还有非粮生物质资源，而非粮生物质资源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巨大。非粮生物质资源包括薯类、甜高粱、甘蔗、木本作物和畜禽粪便及农产品加工产生的有机废水、废渣以及尚待技术突破后方能进入商业化生产的作物秸秆等。
来自国土资源部和国家林业局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可用于生物燃料原料生产的土地资源共有13614万公顷。当然，除了这些适宜种植能源作物的边际性土地资源之外，现有的薪碳林、木本油料林和灌木林也达到5176万公顷。另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我国现有木本油料树种总面积超过600万公顷，果实产量在400万吨以上。除少量开发食用和工业用途外，大都处于荒废状态，如能加以集约化利用，可转化为客观的生物燃料油。
根据以上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已具备年产能潜力8.99亿吨标煤的可利用生物质原料资源，其中农林废弃物占53%、能源林占35%、能源作物占12%。按此规模经济发展，我国有望实现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进口。
石元春最后强调说，中国有如此丰富的生物燃料资源，发展生物能源一来可以解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能源缺失问题，二来可以多为“三农”谋福祉，国家应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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