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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中国如何赶超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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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n.newmaker.com
10/17/2006 10:06:00 AM
佳工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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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科学时报》2006年10月16日报道：《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过这么一条消息，“如果你在英航上丢失了行李，你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自于印度的硅谷，而财务方面也是由印度的财务人员来处理”。又有传言说，如果印度的外包产业停止了运转，那么全球500强企业里大部分企业的信息化都将面临瘫痪的危险。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发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无怪乎日前来中国访问的印度科技部长卡皮尔·赛巴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本国软件业发展的充分自信：“如果给印度的软件业打分，我会打100分。信息产业最需要‘创新’，而这恰恰是印度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3年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黄亚生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合作发表了《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一文。此后，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比较就愈演愈烈。很长时间以来，面对印度在软件外包领域无可置疑的优势，中国的软件行业内一直都有这样的论调，即“中国的软件要走印度之路，靠出口来发展自己”。然而，经过惶惑、思辨和质疑，一些业内人士已经认识到，“以学习印度为名，照搬印度模式，甚至以放弃发展中国软件业的主体为代价是方向性的错误”。那么，中国又该如何赶超印度呢？
印度并非软件大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在南京召开的软件创新发展与国际化峰会上炮轰了“印度外包模式”，认为其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自主创新。随后，倪光南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人称印度是“软件大国”，这不符合实际。2005年，印度软件产业只占世界软件产业的3.6%，而中国则占5.9%，所以印度不是“软件大国”，真正的软件大国是美国，它占据了世界软件产业的39%。印度与美国在软件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不过，倪光南承认，印度在外包领域确实做得很好。“软件外包”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将其非核心的一些软件项目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软件公司开发，以达到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的目的。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和转移的规模，印度利用这个契机大力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短短几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软件产业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2005年，印度拥有100万名软件人员，创造了23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其中，外包业务占了195亿美元。目前，印度已经承接了美国的绝大部分外包业务，可称得上是“软件和服务外包大国”。与之相比，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规模虽然同比增长了45.3%，总额却只有9.2亿美元。
然而，“软件和服务的外包在软件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倪光南认为。与印度相比，IBM软件部门有3万名员工，年营收额是170亿美元，接近于整个印度。而微软只有6万名员工，年销售额却为40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两个印度。之所以有如此悬殊的差距，就因为印度软件业只是“一枝独秀”，虽在外包方面有较高的水平，但整个软件产业不成体系，很少有自主版权的产品。因此，“以学习印度为名，照搬印度模式，甚至以放弃发展中国软件业的主体为代价是方向性的错误，”倪光南说。
中国的优势
李明志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前不久，他与英国林肯大学教授John McManus及印度Infosys公司的战略研究员Deependra Moitra合作完成了一本书——《中国和印度：全球软件产业中的机会与挑战》。在清华大学，李明志通过“SWOT分析”这一方法向《科学时报》记者阐述了他对于中国软件产业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的看法。
与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相比，中国的软件业在起步之初仅仅关注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近年来，由于印度在软件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软件业也开始对“外包模式”产生了极大兴趣。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软件出口量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而且，据分析家认为，这一速度还会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有大约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这一坚实的企业用户基础预计将使国内的软件市场在5到8年内从100亿元提高到1000亿元的规模。而且，中国的个人计算机用户也在持续增加，2000年出货量就已达到2900万台。与此同时，移动电话的用户人数也在飙升，截至今年上半年，已超过4亿户。
此外，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软件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力。李明志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软件业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强大的制造业为软件业提供了机会，除计算机设备之外，通信、消费电子行业和汽车制造业也都需要在产品中使用软件。其中，一些通信类产品50%是由软件组成的。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国内市场对软件的需求。而这正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优势所在。
在“平”的世界里生存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名为《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平的”，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可阻挡，美国的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遥远国度里那些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会胜出。弗里德曼认为，要想在抹平的世界中成长繁荣，成功的法则之一就是，在“感受到铲过来的那股力量时，请找一把铲子向自我的内在挖进去。千万别想要筑墙”。对于想在世界软件产业中寻找到更大空间的中国和印度，这条原则同样适用。对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汲取先行者的经验与教训。
“就中国和印度而言，政府在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是两者非常重要的差别。”李明志认为。印度软件业萌芽之初完全是市场状态下的产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度就开始了以软件为中心的IT产业的开发与出口，70年代印度软件进入美国，80年代初登陆欧洲，90年代初进入日本，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并占据了很大的市场。然而，直到1991年，印度政府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惠及软件产业发展和吸引国外投资的政策。实际上，在印度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的更多的是推动作用。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同样制定了许多提升软件产业、促进软件出口的举措，其力度之大，更像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合作伙伴。“中国和印度的政府或许都应该在借鉴对方做法的基础上，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李明志说。
倪光南认为，印度在外包及软件人才培养等方面确实都有很好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不过，印度软件业起步虽早，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整个产业处于下游，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市场，不能自主发展，更不能保障信息安全，这个教训是中国软件业应该汲取的。因此，中国的软件产业应当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优势，发展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系统集成、国内软件服务等。此外，在软件出口方面，除了像印度那样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以外，还应大力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的出口。他强调，中国的软件产业应该把握住软件技术更新换代的时机，努力自主创新，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自主软件产业体系的、能保障信息安全和满足正版软件需求的软件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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