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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装备:或是下一个中国制造
http://cn.newmaker.com 10/13/2010 12:39:00 PM  佳工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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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者可能发财也可能破产,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裤和工具的人往往都会发财。”然而,对于为了自己“淘金”而生产“工具”的中国海洋石油[16.80 4.48%]装备制造业来说,故事也许没有这样简单。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部的大堂里,硕大的悬挂屏幕中反复放映着关于深海石油勘探的各种宣传片。从拥有4000年前摩崖石刻的珠海高栏岛——如今这里已经是中海油的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到“实现深水装备的跨越式发展”的大标语,各种气势恢宏的海洋石油装备及分解说明图依次出现在屏幕上,令不少往来办事的人驻足观看。

随着陆上油气资源日益枯竭,中国大大加强了对南海,尤其是深海水域的开发力度。然而,中国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在水深500-2000米的海域进行油气勘探生产的技术和装备。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研发、设计水平固然不在“同一重量级”,即使在最为擅长的制造环节,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制造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压力之下,“装备先行”成为了中国开发南海的必然选择。即将出炉的《“十二五”期间海洋工程装备发展规划》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装备制造作为“定海神针”。

然而,这一单纯为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而兴盛起来的行业源动力何在?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究竟是在市场中因利而起、自然成长,还是被政府开发政策所催熟?举国体制会否使海洋石油装备产业成为下一个低端锁定的“中国制造”?

后来居“下”

“每一艘中国制造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只有24%的国产化率,中国企业只能得到全部利润的30%。”这些数据令人吃惊,但其实不足为奇:从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那一天起,几乎所有中国企业的切入点都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环节。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也没能避免后来居“下”的命运。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连琏教授将海洋工程装备(含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总结为八个字:欧美设计,亚洲制造——从欧美到亚洲,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决定了该国在产业链的位置。

处于最顶端的欧美企业,垄断了海工装备的设计和高端制造环节,他们拥有全球领先地位,创造了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欧美模式”。

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全球海洋石油装备市场的半壁江山,休斯顿是全球海洋工程及海洋石油开采技术的研发中心。美国麦克德莫特集团(McDermott)与法国德西尼布集团(Technip)是处于这一产业链顶峰的巨型企业,后者的分支机构及工作人员遍布5大洲48个国家。

按中海油工程[7.27 2.97%]建设部总经理金晓剑的说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的第二梯队,是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作为中低端制造业的主导者,两个国家有各自的不同侧重。

有“低端制造中的高端制造者”之称的新加坡企业,承揽了众多欧美国家石油钻采平台制造以及FPSO(Floating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的改装订单。

而制造业起家的韩国,则以价格低廉、交货迅速、质量上乘等优势在手持订单数量上居全球领先地位。尤其在2007-2008年,韩国企业承接了全球近一半的海洋工程平台项目,创立了以大规模廉价制造为特点的“韩国模式”。

天赋异禀的“挪威模式”和“巴西模式”也令国际同行们羡慕。作为历史悠久的海洋工程国家,它是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国家,拥有成熟的经验。而巴西也在不长的时间里构建起了发达的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产业。据了解,巴西目前作业中的深海钻井船已有46条,同时又订购了28条。与它相类似的还有同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

处于最后一个梯队的,则是后来居“下”的“中国模式”。中海油一位海洋工程专家言辞激烈地指出,与上述几种已经演化成熟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模式”的特点除了尚处起步阶段,研发、设计、总装实力较弱外,最大的先天弱项在于:由于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导致产业发展中缺乏来自市场的源动力。这也是中国后来居“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主因。

“中国模式”的尴尬

“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从一开始就是为开发中国领海油气资源而创建的,它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政府不是像韩国政府一样助推产业发展,而是完全的主导和催熟,这使该行业失去了发展的源动力。”上述海洋工程专家对《能源》记者说。

据连琏教授统计,未来5年中,全球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阶段,市场规模将达2765亿美元。中国目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市场规模在十二五期间将达800亿美元,投资将超过2500亿美元。

如此巨额的投资,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政府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雄心;另一方面也令人疑惑:既然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为何不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来开发,而偏要耗费巨额资金来自主研发呢?单以成本来看,要想通过自身发展,赶超处于产业链顶端的欧美国家,实现自主设计、研发,显然“不够划算”。

“那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上述海洋工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模式”重在创新,这是以央企为主力、依靠举国体制发展的“中国模式”所无法企及的。举国体制的长处是以量取胜——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制造出庞大的规模,却始终无法摆脱产业链的最低环节——生产加工,无法占据利润丰厚的上游环节,例如各种尖端装备的设计研发,以及核心部件、关键材料的制造等。

以年初出坞的世界级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为例,其所有核心部件,包括液压系统、柴油机、关键部位钢材、推进系统等均由外方公司设计制造,因为这些部件的统一标准掌握在几家大型国际船级社手中,中方自己设计研发的产品无法达到这一标准,得不到认可。

“因此,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的举国体制同其他制造业一样,只能使大批从事简单制造的公司淤塞在产业链利润最薄的低端,而将利润丰厚的高端拱手让人,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该专家说。

回过头看亚洲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模式”。尽管韩国与中国都是从制造环节切入海工装备产业链的,但不同的是,韩国自身没有海洋油气资源,其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振兴这一产业以发展经济、获得利润。而中国建立这一行业的初衷却是为了开发自身的海洋石油资源。因此,两国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源动力完全不同。

在投资界曾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淘金者可能发财也可能破产,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裤和工具的人往往都会发财。”如果中国纯粹为了赚钱而发展装备制造业,也许的确可以像生产牛仔裤和衬衫一样颇具盈利前景。然而,对于为了自己“淘金”而生产“工具”的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来说,答案就未必如此了。

若以源动力而论,中国似乎与巴西、俄罗斯等拥有海洋油气资源的资源国类似。但遗憾的是,南海的油气资源潜力远无法与巴西、俄罗斯相比。据了解,巴西的盐下石油蕴藏量可能多达3380亿桶,甚至超过了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2640亿桶的蕴藏量。

因此,中国在资源量方面远没有巴西与俄罗斯的底气足,也很难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像在巴西与俄罗斯一样蜂拥而至。如果中国像其他资源国一样,向国际石油公司提出各种要求,则这些公司完全可以不选择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到南海进行作业的国际公司十分有限。

可以设想,如果南中国海拥有像墨西哥湾和北海一样傲视全球的油气资源,则国际石油六巨头必会蜂拥投标,则中国可以采用“巴西模式”,要求国际石油巨头们使用中国制造的平台,所用其他装备也要在中国本土制造,从而将公司的品牌、技术、加工制造带到中国,进而带动中国的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迅速崛起。

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么走运:由于有一定海洋油气资源,使得海洋石油装备行业为开发自身油气而创建;但资源又不够富集,不足以吸引国际石油巨头前来开采。因此,政府想依靠央企自身实力来投资,将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提振起来。

而上述专家告诉《能源》杂志记者,技术领域的创新是无法依靠举国之力来实现的。“韩国的造船业起步比中国落后20年,但现在超过了中国,主要就是发展体制和思路的问题。中国的能源开发还是没有摆脱‘先有装备、再来开发’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开发。其实,历数全球油气资源开发良好的国家,大部分都通过合作或聘请外国公司进行开发,而不是全部依靠自己。”

护住“脖子”和伸出“拳头”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连琏认为,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的确存在体制问题,但也有其原因和背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只是和中方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但不会让中方公司获得任何技术,或者在核心部件上对中方公司进行封锁,拒绝出售给中方公司,从而遏制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

据国内某海工装备制造公司人士透露,美国的确在部分海工装备关键部件或材料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迫使中方公司“绕个大圈子”,通过某些欧洲国家才能间接购得。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一位高层也承认,深海钻井对设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BP公司拥有如此尖端的技术,所用装备都是美国、德国的顶尖企业制造的,还是出了问题。若以工业水平、制造水平而论,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这些国家,要想进行深海石油开发,很多装备必须靠进口。西方国家在很多高科技装备上还会通过禁售来限制中国,担心这些技术会被中国用以发展军工。

然而,即使在非核心部件,甚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配件、小仪器上,中方公司也可能因不掌握技术而缺乏谈判筹码,被迫接受外方的高价。海上石油装备使用和维修都需要服务商的技术支持,但如果服务商为外国公司,则可能会在维修等服务上漫天要价,不具备相关技术的中方公司则只好“任人宰割”。

另外,外方供货商也可能延长中方公司所需船只的订货期,有时甚至延长2-3个月之久,这对于海上作业的公司来说,则会使成本“灾难性地飞涨”。因为海上作业船只的租用成本非常高,深海作业船只的成本则更加惊人。

据统计,2008年之后,自升式钻井平台日租费已由2005年的约6万美元飞涨到20万美元,同期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日租费由17万美元飞涨到50万美元。有些工程需要整支船队联合作业,则成本更高,每天可能达到上百万美元。因此,一艘船或一个配件无法到位,就会使整体作业成本大幅增加。

例如,中国海上第一口超深水钻井荔湾3-1-1是由外国公司租用外国钻井船进行作业的,但当时因船只迟迟不到位而使作业一再推迟,从而大大增加了成本。

因此,中国大力推动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设计,首要目的是避免在油气开采上被外国公司“卡脖子”。

持另一种观点的是中国石油[10.76 2.77%]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专家张抗,他的主张代表了一部分专家的意见: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使海工装备制造业达到1000亿元产值,占世界市场20%份额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不一定要在海工装备的所有核心部件制造上全部实现“自主研发、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需要与全球市场相融合,通过合作来与大型国际公司互通有无。

只要在部分“拳头产品”上拥有自主研发、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的能力,就可以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交换以及讨价还价。

至此,上述两位专家的观点十分契合——中国为了护住南海开发的“脖子”,才要伸出装备制造的“拳头”。然而,问题似乎又转了回来,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能否具备制造“拳头”的源动力呢?也许还是张抗的一句答语耐人寻味:“中国的能源体制一直这样垄断,这还用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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