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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失环境破坏 超国民待遇引资成本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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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n.newmaker.com
1/5/2007 9:57:00 AM
佳工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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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公司和引进外资作了大量研究的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提出，外资的正效应与负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各级政府应当高度关注吸收外资的成本，不能只看外资企业的产出，还必须考虑中国为利用外资而付出的成本和巨大投入，从而更客观地认识利用外资的成本收益。
大量调研显示，我国以“超国民待遇”引进外资和各地竞相压价、甩卖政策的引资方式，使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引资成本和代价过高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大量土地资源廉价出售得不偿失
对于人均土地本来就很少的中国，如果竞相杀价、抛售土地不止，等于是饮鸩止渴，使中国母体的血液大量流失，也葬送了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土地作为宝贵资源越来越稀缺，而轻易获得几百亩土地的外商，即使什么也不做，坐等土地和人民币升值也能赚得盆盈钵满。
为了大量吸引外资不断进入，一些地方政府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廉价出售或批租给外商。《董事会》杂志的首席评论员袁剑介绍，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多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曾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实现七通一平）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前些年，苏北地区协议出让的土地最低每亩几百元，一般也就几千元。在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
由于地界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万～6万元，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到2003年再降到6万元。而外商拿到这些不断升值的土地本身，就是什么项目都比不上的“聚宝盆”。
袁剑的分析被最近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所证实。到8个省区调研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发现，外商到东部一些省份投资，只需要以当地平均土地价格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价钱就能拿到土地。同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2006年在上海松江地区调研也发现，一个年生产13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台湾厂商，在此地获得1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分文未收”，还对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一些中西部地区也大步跟上东部沿海，大片出让土地和引资建设。比如贵州、安徽、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政府征地数量上涨很快，2005年比2004年分别上涨100%、200%、150%和200%。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王元京指出，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土地低成本扩张的粗放经济增长”，土地要素成本在工业成本领域被严重低估。不少专家指出，由于中国的土地属国有性质，不像发达国家大量土地为私人所有，土地利益和价格受到利益主体的保护。而中国的国有土地则是领导层大笔一挥土地就能出让给外商，并不需要通过民众的同意，领导者不用付一分钱，相反可能得到引资政绩及其他好处，这是各地政府不顾成本大量廉价出让土地引外资的根本原因。
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外资因素”
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一方面人们看到大量的内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纵容下排放污染物，另一方面一些执行“国际标准”的外资企业也加入到违规排污的大军。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集中了大量的污染隐患，如果在引进外资中特别重视环保要求，这种污染隐患还有被抑制的可能，然而情况却相反。张幼文指出，在外资饥渴症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往往放弃对环境与资源长期成本的关注，对外资缺乏监管，由外资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外部成本高昂。
作为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本应将更好的环境理念带进中国，但相当部分外资企业借中国政府引资心切和管理薄弱，大大降低在国际上或本国（本地区）企业奉行的环保标准和治污成本。在大量生产各种产品的同时，使中国这一“世界加工厂”成为环境污染的牺牲地。在引进外资最早最多的广东，深圳河散发着臭气、珠江口已严重污染，大片渔业资源死亡，许多渔民赖以生存的根基也一起消亡。
北方交大教授李孟刚指出，“外资利润流走，留下生态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近年来，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不顾一切地吸引外资，降低准入门槛，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项目产生的利润流向发达国家，而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却长久的留在了中国。例如印尼金光集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南方大规模投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就造成了大片树林被毁、土地退化、地下水位下降、生态失衡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安邦集团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很快具有“中国特色”，执行低于母公司的环保标准，由此使得这些公司本身拥有的环保制度可靠性降低。NGO（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一份名单将33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列在了一起———不是荣誉排名，而是环保违规。名单上的企业是从各地方环保局网站搜集的。引人注意的是，名单中的公司包括5家2006年“世界500强”的在华企业，如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名单中的另一些在华跨国企业，已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在福建，由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企业。这只是在华跨国企业违规记录的一部分。
上述名单只涉及有水污染的企业，其他诸如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括。一方面，是跨国企业没能遵守全球一致的环境承诺；另一方面，是中国环境执法力度很弱，这就必然造成自然环境成了牺牲品，使大片土地、河流、空气受到污染。
环境污染使当地群众的身体受害、作物受到污染。浙江、广东等地都相继发生民众因生存环境被毁坏、忍无可忍而起来抗争等事件。袁剑评述，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都是在“竞次”而不是“竞优”，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极为有害。
“超国民待遇”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一直以来，国内企业才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但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外资的挤压中艰难生存，一些国内企业在外企强大的攻势下消亡，使国家在税源流失的同时还承担了本国产业升级艰难的风险，扼杀了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长远空间。
张幼文指出，我国向外资提供的过于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外企该尽的义务没有承担，也使中国在巨大付出后难以得到应有的收益。外资企业与国有和民营企业税收的差距，本质上应视为中国付出的“成本”。因为，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外资企业得到了不低于甚至高于国内企业的公共产品，却提供相对较少的税收，其差额就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仅在工业中的增加值就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全部涉外税收仅占总税收的20.86%。
税收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政府公共服务的应尽义务，这是税收原理所指出的，而不是外资的无偿贡献。相反，普遍的减免税收，加上外企的非法逃税，恰好证明了外资没有尽到应尽义务，这会带来“共赢”的不平衡性和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尤其是中国一直实行双轨税制，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在免税、减税、低税率这样的情况下，仍有相当多的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避税、逃税，使我国在外资企业的大幅盈利中没有分享到该得的税收。据国家税务总局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款金额至少有1000亿元。
据李孟刚分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现在的中国最能吸引外资的早已不是简单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是投资环境的优化，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国内庞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日益成熟的市场环境。此时，仍实行这种内外有别、外轻内重的税收政策，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得中国企业即使不出国门也会面临不公平的“国际竞争”。长此以往，必将严重阻碍内资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
社科院科研局研究员王立强分析，根据厦门市政府公布的材料，2002年当地国有与民营企业产值合计仅占当地国民总产值的16%，而税收贡献却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6%。硬让16%的产值支撑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到底是我们对自己征税太狠，还是让外资占了我们太多的便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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