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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创新型国家需要加速提升新型工业化产业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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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n.newmaker.com
12/30/2006 10:15:00 AM
佳工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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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成果》杂志2006年第15期发表了笔者的文章——《创新型国家：有序演进的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之后，人们对科技与工业化的关系并不太了解，因此我们继续就工业化和科技创新的关系进行讨论是有益的。中共中央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根据这一决定，我们该如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呢？这是摆在科技主管部门面前的头等大事。
一、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创建知识型企业是关键
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新型工业化领域的知识差距，而绝非在传统工业领域的差距。我国在传统工业领域已经占据了许多世界第一：钢材、水泥、煤炭、纺织、成衣，鞋、稀土、铝和粮食等领域的生产排列世界第一。因而世界上出现了清华大学李稻奎教授所说的，“中国人生产什么，世界就降价；中国人什么短缺，世界就涨价”的现象，显然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尽快迈入到“非资源约束”的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国民消费和福利的需要，也是和世界友好相处避免过多贸易磨擦的需要。但是，走新型工业化必须实现企业自主创新产业制度的“转型”，也就是说国家要把产业和科技政策落实到企业，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
2005亚洲最受赞赏的知识型企业优胜者名单公布，它们是：Eureka Forbes（印度），Infosys Technologies （因福赛软件技术，印度），Kao （花王，日本），LG电子公司（韩国），Nissan Motor （日产汽车公司，日本），POSCO（韩国），三星尖端技术研究所（韩国），Samsung SDS（ 三星科学数据系统，韩国），Singapore Airlines （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中国台湾），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印度），Toyota Motor （丰田汽车公司，日本），印尼联合利华公司（印度尼西亚），Wipro Technologies （维普诺软件技术，印度）。这些公司之所以荣登榜首是因为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创造由知识驱动的公司文化；培养知识型领导和知识型员工；通过创新使企业的智力资本最大化；协作和知识共享以降低成本和资源消耗；创建学习型组织建立知识的共享平台；管理客户知识和顾客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把企业知识转换成股票持有者的价值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福利。由此亚洲产生的知识型企业优胜者均带来了卓越的财务业绩，体现知识驱动企业的良好表现，因此，我们建议这些条件可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衡量知识型企业的指标之一。
二、尽快实现知识与资本相结合的企业创新主体
从发达国家GDP的结构可以看出，创新型国家已经实现了从自然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非资源约束型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呈现出科技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速推动着产业升级的良好现象，因而，这个时期是推动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最佳发展时期。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不在于科技资金实际投入的多少，而在于两个重要的变量因素：一是投入选择产业的领域；二是投入某个产业所体现的效率。直至如今，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却没有一家世界级的知识型企业，说明我们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并不理想。按照《纲要》的实施时间表，中国要在15年的时间达到创新型国家的公认水准。可现在既没有出台衡量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国家产业政策，依然是科技部门自己“唱戏”，行政部门喊口号，教授专家要钱。大家还仅仅处于“知”阶段而没有进入“行”的措施。
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定要汇集和创造新型工业化所需要的产业要素，而首先要做的是实现以企业为主的自主创新，其次是加快知识与资本要素在企业的有效流动和有机结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建设企业创新主体为目标，完成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体系的“转型”。这种转型绝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也不是一个迅猛的“运动”，更不是权宜之计，需要我们有具体的转变行动和政策，给予企业充分的市场激励。我们的政府决策者需要清楚什么是新型工业化以及创新型国家所形成的基本要素，然后才能制定相应的政策并成功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劳动市场为例，美国的知识型企业90%是知识型工人，仅英特尔公司就聘用了10万名大学生。这些知识型企业都是以知识和资本为基础的新型制造业企业。而我们的厦门大学校长居然要求学生打高尔夫球培养什么社会“精英”。要知道，真正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应该在企业劳动，而不是会打高尔夫的好手。因而，这样的大学培养方向完全违背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思维。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46年提出创新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和工业界对此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形成了共识，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生产函数的变化和技术的引进与研发可以创造企业的超额利润和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新型工业化就是要尽快摆脱传统抓工业的模式，从初始工业化资源消耗型领域向创新型工业化方向转变，实现这种转变唯一的方法是尽快实现知识和资本要素转向企业，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了多年的政府，想要实现这种转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不希望新型工业化又将成为一个没有实际结果的口号。
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衡量标志也处在争论之中，现在过分强调这些科技发明专利和论文数量，必然造成在知识领域新的假冒伪劣和弄虚作假。我们必须从企业自主创新的驱动能力上来衡量，产生沃尔玛、英特尔和AMD式的知识型企业。从经济质量上来衡量说的是环境保护、企业责任和员工福利，以及企业竞争力和资源消耗。众所周知，我国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投资拉动和基础设施形成的。科技成果和论文发表数量基本上是大学和科研机构完成的，由企业完成的极少。我国制造业一半以上的技术依赖进口，由于企业缺少自主创新，导致企业生产对外的科技依存度超出50%。据科技部统计，我国仅近10年知识产权赔偿累计损失已超过10亿美元。既便是在我国高新技术比较集中的北京中关村，拥有自主创新的企业也只有3%。综合科技、教育和管理等领域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都在60%以上。这仅有的一点数据反映了我们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仅是追赶这一点差距，我们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将是艰巨的。
三、实现产业政策转变和市场化的科技体制改革
我国GDP已居世界第四，但仍然不是一个经济强国。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充分认识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含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少之又少，根本没有丰田、英特尔和辉瑞制药这样的知识型企业，这是摆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现实差距。为此，我们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
1.尽快实现以企业自主创新的转型
从大的国家形势看，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500美元，社会正过渡到一个消费时代。企业正处在新型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产业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关键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机遇给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大环境。中国的制造业规模达全球第四位，全球出口第一位，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虽然生产世界70%的鞋，组装全世界60%的计算机、复印机和微波炉，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80%来自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语），高新技术基本上被他人所垄断。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制定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激励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和其他相关的产业政策，以求实现自主创新的转变。
2.选择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路径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传统抓工业的模型有三种：一是计划经济，制定一大堆计划、规划、目标和指标，实行行政部门大动员，依靠政府财政的短期投入，通过海外引进和国家投资大型企业打基础。这种特定时期的工业发展路径在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发展的周期越来越短，政府获得的技术信息不够充分，投资失误增多，因而造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第二是引进外资，形成一定规模的合资企业，这是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路径在中部“追赶”经济中仍然无法摒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还是我们的发展战略之一。但需要重新规划工业园区，避免恶性竞争，形成统一优惠政策和土地审批政策。同时，要努力创造招商引资的市场环境。第三条路径是与发达国家接轨，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为私人资本进入企业创造条件。但是要实现私人资本进入市场，就必须为市场资本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这是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来普遍遵循的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始终处于“追赶”之中，政府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三种经济发展的路径会同时运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之中，但是我们要切实把握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和手段有效推进新型工业化。
企业成为了自主创新的主体，同时也成为风险承担的主体。因而，企业家应该在新型工业化的引导下，具有承担各种风险的意识。
3.消除转型“瓶颈”制约，改变现有资源分配形式
在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三大制约因素：
第一，投入研发的资金不足，而企业的研发投入更是严重不足，除此而外，我们也没有引导企业进行研发的完整市场机制和政府财政支持政策。大部分研发经费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基础性的和小型化的实验领域而不是在大型制造业领域。我国全部的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为954.4亿元人民币，这只相当于通用和福特公司一年的经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把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到我国制造业领域，以加快新型工业化的进程，继续将有限的资金安排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注定延缓企业自主创新的转变。
第二，企业普遍重视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以及成套设备。这种方式可以形成一定时期的规模经济，但无法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作为一种生产与技术“组合”在一定时期是合理的，“技术换市场”这种典型的“跟随”模式需要的是引进和消化吸收并举。
第三，政府和企业的急功近利，缺乏长远战略，重引进，轻消化，重硬件建设，轻软环境建设，重文凭和资历，轻人才和知识。仅湖南省人才库已有500多万人储存，但这些人才绝大部分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在企业的人才太少。企业工程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资金、荣誉和政策优惠上明显没有向企业倾斜。这对于企业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的骨干力量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新型工业化将不会实现。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如果只能长期依靠外国引进，就连消化吸收的能力也将最终丧失。作为一项新型工业化的配套措施，或者是环境因素，我们希望尽快制定产业政策改变这一现象，把人才、资本和知识要素引导到企业。
我国的科技创新体制与新型工业化的目标严重不相称，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相称。科技资金分配领域人情关系严重，经费消耗大，应用科技成果少，高级人才难以流动，大学和科研单位弄虚作假严重，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改变传统资源的分配体制。
四、产业要素汇集和流动能力决定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速度
我们前面提到产业要素要向企业流动，但是高级产业要素和传统产业要素在不同空间的不同表现，是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呈现出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传统产业要素还是高级的知识和技术所需要的产业要素都根植于一个特定的区域和人群，在许多情况下，无法按企业的需求自由地流动，因而企业资源常常是短缺的，这种短缺不是实际的资源短缺，而是企业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所需的资源，受到某些制度的限制，企业有时根本无法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和资源。尽管政府尽量营造良好的产业要素市场，但是产业要素的流动是不易进行的。这就客观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能否制订出产业和科技的转型政策，二是企业能否承担转型的责任。因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不会以政府意志自行实现。既然产业要素流动是不容易的，而工业生产又必须寻找最优的方式，因此，那些比较容易流动的产业要素的部分流动便加速了。因而人力资源和资本在企业加速地流动，成为企业争夺的两大产业要素。政府的科技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为产业要素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服装在本国设计，在中国生产，在美国销售的原因。同样的道理，美国的计算机形成了中国、中国台湾和美国一个制造、知识、技术和劳动成本的“铁三角”的营运战略关系。
政府决策的失误会削弱公司的竞争力，然而现在公司在创新战略决策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无法找到公司所需要的资源，而并不是企业认为的那样市场资源短缺，因为许多公司失去了发展的方向才造成了资源的短缺，这一点企业也必须明白。
我们应该有全球化的视野，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实现我国创新型大国为目标，把握市场积极因素，加快政府政策转型，把一切市场要素汇集于新型工业化领域，中国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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