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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大转移 须树立全球化的环保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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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006 10:24:00 AM
佳工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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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院牛文元任名誉组长和王毅任组长主持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刚刚出版，该书应用中国科学院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各地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数据更新。就技术上来看，这本书是有史以来一本最完整的、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战略报告。但是，针对中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报告缺乏准确、详细阐述和全面的战略思维，而且把环境仅仅局限在一定的范围，而没有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分析环境问题，也没有看到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对于如何把环境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报告仍然是模糊的。评论报告不是我的本意，全球化的产业大转移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环境污染也一同转移到中国，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
许多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仍然对环境保护持有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认识，环保问题被孤立成为经济发展的辅助性职能。因此极大的抵消了《报告》的真正价值。《中国科技成果》杂志邀请我撰写一篇有关环境保护的文章，鉴于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化角度来阐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关系。
一、正确认识我国环境保护和工业化的关系
首先，亚洲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追赶”模式中，没有出现中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1.为什么我们轻易地掉进“被污染的河”
环境恶化的严重性比我们面临的任何问题都严重得多。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那么我们仍然会以单个的污染治理投资上马一个个的环保项目来评估环保的效果，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全然无助。这种环保的思维方式、资源消耗和人口膨胀将伴随着中国GDP增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从减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搏击”，我们从矿难与煤的需求关系就已经看到了这种“搏击”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正向其他领域漫延。例如，春运大潮和原油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疲于应付，我们的经济增长将很可能被环保所引发的问题所抵消。最终人们也搞不清楚是环境影响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破坏了环境。
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发展过程造成的环境问题之严重，使西方国家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治理过程。中国还未踏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却轻而易举地踏入了这条工业化的“污水河”。令人奇怪的是，空气、水污染了，资源和森林消耗了，人口膨胀了，我们还在说不能走“西方国家治理的老路”。所以，一开始从生产预防、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战略关系上就出了问题。可持续发展又怎么能够落实到位呢？我们应该利用后工业革命的成果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形成中国的“后发优势”，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2.调整思想，环境保护要以预防为主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汪纪戎建议建立生态补偿整体框架，她认为“破坏生态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地方的政绩冲动”。这句话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环境污染既有地方政府推波助澜，又在治理上因条块分割、行政色彩浓厚、管理成本高而导致治理成本难以维系，而最终可能导致保护和治理全部崩盘。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环保和治理本质，而必须纳入到国民经济的范围内，因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是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式来驱动增长的，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驱动性和指导观尤为重要。
3.只有造就绿色企业才会有绿色GDP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工业化进程上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说“无为”而治。治理的速度还原不了原生态。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灾难性的污染事件。如美国的伊利湖变成了死湖、德国莱茵河污染、中国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这些事件表明：预防、保护和治理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治理无法“补偿”发生的过错，还助长了花钱购买污染思想的形成，导致守法成本比违法成本更高。如果形成这样的市场机制，最终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实际上都是无奈的举动。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新的环保观，那就是首先造就绿色的企业，才会有绿色的GDP。
然而，当联合国首次提出绿色GDP以来，至今人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绿色GDP的形成基础和战略组合，也没有考虑过企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依然按照自己的行政理念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辅助的手段来处理环境问题。因而，把可持续发展看成是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在统计数字上根本没有反映GDP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程度的比较数字。因而可持续发展仅仅成为一句口号，没有把国民经济纳入到这一战略中来。
我们回顾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没有在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上做出战略规划，不是所有的东西“摸着石头过河”都会带来良好的经验和结果，污染就是一个不能“摸”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有过污染——治理——保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处在后工业革命的中国，为什么就没有从“后发优势”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反而掉进了资源消耗、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的陷阱。
4.经济增长应该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
在现实中，我们面临巨大的环境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对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而不是GDP增长的基础上，国家经济先要有可持续的基础和能力，才能释放更大的能力去发展。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西方国家的生态和环境保护已经日趋好转，全球化的产业大转移过程中，连同环境问题一同在进行全球化的“运行”。面对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样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对待环境，而不是以治理为已任。产业的大转移，实际上也是全球化污染的大转移，如果仅仅是治理，那么我们的环保观太局限性了。
中国环境被严重被污染的问题，如果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都不是环境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政府行政的任务。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国民经济运行中真正缺少一个国家战略。现在仍然是在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为经济增长可以自然解决贫困问题，并且认为会有更多的钱花费在治理环境的项目上。可持续发展被大大地误解了，因而没有发挥它作为战略应有的作用。
二、全球化对接产业大转移，但如何解决制造业的“环境转移”？
全世界有近1/6的人口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但他们却消耗了全球75%以上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西方国家仍然是主要的工业废料、有毒物质、生活垃圾和温室空气的排放源。但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的特点，仍然尽可能地在产业大转移过程中将污染也一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对待环境的政策必须有全球化的眼光和对策。
1.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尽管消耗如此巨大，但西方国家的污染相对来说并没有中国严重。美国、加拿大、英国仍然是工业化和生活环境良好同时兼有的国家。究其直接的原因，一是主要把环境和企业捆在一起的经济模式。任何企业不可能超越环境法规自行生产，同时有非常严格的监控体系和有效方法；二是将重化工业和其他涉污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全球化的思想正好迎合了这一转移；三是以科学和合理的方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其中包括对人口的控制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反观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正好“对接”了西方的全球化需要的那一部分“污染转移”，没有能够考虑产业转移是随同污染转移同行或伴随的。仅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承接了全球70%的生皮加工产业，因而生皮加工的全球污染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因此，中国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以及资源消耗在政策和方法上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左右为难，无从应对出现的环境问题，更协调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迫切心态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之间的关系。中国正在按经济增长——城市化——特大型城市——城市都市圈的方向前进。在未来15年，将有超过三亿多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居民的小汽车占有量正在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任何想要对环境有所贡献的人们都会感到环境的压力太大了。解决的办法只有把科技的力量纳入到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中去，同时改变经济增长的方法和人们的财富观。
因此，可持续发展不仅面临环境污染、资源过度使用和人口增长等这样的问题，还因我们的行政思想和认识上的偏差而面临更大挑战。
2.加快高新技术创新来缓解资源消耗的矛盾
高新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农业和工业生产方式和处在这些领域的生产都是资源消耗型的，而资源消耗型产业和基础建设破坏了生态系统，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稀缺程度又加剧了贫穷，在高新技术和信息化的工业产生的财富不能完全反哺农业部门的时候，自然资源仍然是原生态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需要我们尽快摆脱传统的生存型的经济循环，才能保证依赖自然资源生存人们的基本生活。二是高新技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资源利用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品的广泛使用。传统农业的效率较低，水资源消耗量大和原生态资源破坏性大，造成广大的农作物种植区水位不断下降，水土流失和土地质量下降；同时，巨大的农业产出又遭到了无情的浪费。在我国传统领域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超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值，继续追求较高GDP实际上损害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落实，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观念下，必须更正企业环境保护投入形成的错误思想，要使企业了解引进新技术控制污染不但不会增加成本，反而会为企业每年节约数目可观的环境资金。要让企业意识到减少污染和增加利润是一个正比关系，并且所有的企业都以绿色企业的地位存在。我们应该给那些能够正确处理环境、资源节约的企业相关政策，从而使企业环境保护成为创新动力的源泉。因此，政府环保部门的力度实际不在治理，而在于和企业一同寻找解决的方案。
高新技术在企业的应用，应该全面地以环保和资源节约为起点。令人不解的是，很少有企业把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环境联系到一起，企业很少借助高新技术来减少污染、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与此相反，企业追求的是，把高新技术看作是扩张企业规模和市场直接竞争的武器，却没有用来提高环保企业的贡献率。可持续发展应该面向企业，应该以造就绿色企业为发展方向。要环保部门来思考可持续发展不外乎从外部来保护环境，实际上是污染后再治理环境，而对资源消耗、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的增长却无能为力。这样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落实不了，持续不了，反而在可持续的口号下，使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肆无忌惮。国家经济增长的后果是既花了钱治理，环境却全然没有好转。
三、只有减轻负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要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要对现行的各级行政管理思维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即使如此，也没有人愿意放弃已经熟练的抓经济工作的方式。否则，许多从事审批的官员会“失业”。但我们不从“减负”的角度来缓解对环境的压力和资源的消耗，还有比这更有效的方法吗？
1.应该压缩初级产业部门的生产
初始工业化与传统农业和农业加工生产是破坏原生态的根源。虽然，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作为新兴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却没有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的理论跳出这个圈子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我们的初始工业化过程经历了太长的时间，由于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初级产品的生产领域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使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进一步朝极限迈进，而不得不消耗已经创造的财富来被迫进行保护环境的再消耗支出。中国人非常勤劳但不富裕由此可见。
我们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过去封建时代的生产率暂且不去理论，而现在的问题是环境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可能使我们创造的财富前功尽弃。用于工业化的资源几乎全部取自于原生态生存地区，因而对那些地区的人民造成了生态困难，有些成了国家扶贫的对象，这是十分痛心的资源开发模式。
对初级产品的过度生产造成了价格下降，在企业利润减少和全球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商务部长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廉价的鞋和衬衣奔波于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中国人生产什么，全世界价格就下降；中国什么资源短缺，全世界价格就上涨这样一个怪圈。铁矿石、硅和原油就是这个怪圈中的一个例子。
要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和依靠就应该先减缓经济增长，腾出空间来抓好经济的内部平衡，以此来减轻环境的负荷。
2.思考如何对环境实行“总负荷”的减持
在30年前，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环境学家和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可持续发展专家提出一个“环境总负荷（Total Ecovironment burden/EB）的概念。他们认为，要减缓GDP的增长，必须从三个领域着手，一是减少人口的数量增长；二是彻底改变创造财富的手段；三是改变技术的使用领域和目标；四是降低富裕的程度，即降低人们的消费总量，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人口出生率和资源消耗量无法在短期内做到，唯有依靠降低国民的消费来减少资源的消费，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现在的“粗放式”工业化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而减缓消费就是减缓“粗放”的消费。
前面我们谈到，可持续发展下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事，而是整个国民生产和经济增长模式决定的。因而应该成为一项国家战略，政府行政的整体思路要围绕可持续发展进行。不然任何一项具体环保措施除了投资和提高企业的成本之外，别无价值。表现的政绩越多，说明环境越恶化。
人口的增长与教育的投入关系表明：人口越多，接受教育和生活水平就越低。中国人期望50年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是那样，至少要将我国人口控制在10亿人以下，而资源消耗和教育程度、土地耕作面积至少要提高若干倍。虽然中国经济存在一个资源制约的“瓶颈”而几乎无法突破，现在的追赶速度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极限，唯有把自主创新、新技术利用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如果工业化的“后发优势”没有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地掉入了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已经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消耗后节约”的模式，即使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然而要实现企业的转变，建立节约型社会所需要的公共建设投资也非常艰难。问题是这种投资的结果是为了弥补前一项投资的“失误”，这样的投资效率可想而知。看来为节约型社会的公共建设又是一场只有GDP而没有财富积累的生产。因而表现的效率更低，用可持续发展观衡量，这样的“政绩观”也没有太多价值。中国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应该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中国唯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产业的转移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环保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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