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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中国：一个创新样本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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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n.newmaker.com
1/23/2006 12:02:00 PM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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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抉择。
作为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TD-SCDMA使中国在世界移动通信史上第一次有了发言权。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TD-SCDMA已经跨越幼年，它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已经不可逆转。但其对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的价值，启示比现实更有价值。
透视
TD-SCDMA：中国式创新难掩两大悬疑
本报记者 刘燕北京报道 即将进行的6大运营商联网实验将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但从未有过商用经历的TD-SCDMA商业进程的重大转折点，在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压力和怀疑后，一路艰难的TD-SCDMA终于圆了我国的“标准情结”。
2005年年末，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中国电信工作会上说，TD-SCDMA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涉及这一标准的核心技术、产业链都已形成。在中国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会由有实力的运营商来运营。
奚的讲话仿佛给了TD-SCDMA一剂强心针。但政府强力扶持的姿态并不能掩盖TD-SCDMA仍待解决的两大悬疑：市场是否认可以及外围专利谈判能否功德圆满。
技术可行性不是创新全部
邮电大学著名学者阚凯力认为，虽然从技术上讲TD-SCDMA完全具有单独组网的能力，但技术上的可行性不等于经济上、市场上的可行性。TD-SCDMA不如其他两种标准（欧洲的WCDMA、北美的CDMA2000）成熟，不像他们一样有了商用网或试商用网，经营风险比较大，大规模的推广是否会带来严重亏损的隐患？
也许正是因此，运营商对TD-SCDMA的踌躇与暧昧也就可以理解。但TD-SCDMA毕竟是中国电信史上，甚至是中国近百年来提出的唯一一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大标准。国家领导也曾提到过，我国在发放3G牌照的时候，会充分尊重运营商的选择，采取中立或者公平的原则。然而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排斥我国政府会采用相关优惠政策对TD-SCDMA做相应的引导和扶持。比如频率、号码资源的分配，会先于其他两个标准运营。
虽然国家主管部门至今未宣布到底谁来建什么网，但来自大多数专家的判断倾向于：这种非强制性的引导式优惠政策对急于上3G的固网运营商有一定吸引力。
专利谈判能否功德圆满
专利谈判上的较量才是TD-SCDMA能否功德圆满的关键。据专家介绍，3G专利大致可分为核心专利、基本专利和外围专利，在如何认定三者之间的界限和按照什么标准收取专利费上，通信巨头们一直吵闹不断甚至不惜对簿公堂。
爱立信、诺基亚等专利数量庞大的企业希望按专利数来收取专利费，高通因为手握最核心的CDMA专利（三大标准事实上都是在CDMA技术上产生的），则主张按照专利的重要性进行分配，也就是说，高通认为拥有核心专利者应分得主要收入。近两年，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又达成协议，约定以专利数控制WCDMA专利费用，力争把WCDMA专利费率控制在5%以内，以此对抗高通，但似乎没对高通造成什么实质性打击，虽然按照专利的重要性分配专利费基本上只有参考意义而无法实际操作。
根据测算，目前3G专利总数已达数万项，但大唐在TD-SCDMA中并不占有专利优势，据说只占基本专利的7.3%左右。按照大唐有关人士的说法，中国在TD-SCDMA上的16项技术是核心专利，更多的3G专利把持在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西门子的手中，大唐用的绝大多数TD-SCDMA专利在WCDMA和CDMA2000的竞争对手手中。而大唐却没有几项WCDMA和CDMA2000专利和对手谈判。因此，TD-SCDMA专利的交叉授权将面临一场不对称的谈判，我国即使摆平外围专利，也是代价不菲。
高通的态度也如同猫捉老鼠，一会儿说要多收，一会儿又说这个问题先不谈。高通的这种飘忽不定似乎在等待我国3G大规模上马，期待更有利的谈判机会，但在涉及长久利益的谈判中，双方都各有筹码。我国无论怎么上3G，恐怕首先要解决的仍是有关知识产权的谈判，不然，我国的标准仍将为别人“打工”。
幕后
国际标准邂逅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李健综合报道 2005年年末，信息产业部多位高层在不同场合表态：“中国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对此，业内人士作出的注解是，直接原因就是承载了中国希望的TD-SCDMA标准已经基本成熟。
从梦想到成熟，TD-SCDMA用了8年。
香山会议抉择
1998年1月，北京香山。原邮电部在这里召开了1998年度的“香山科学会议”，后来通信业内人士称其为香山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通信事业的决策者们提出了一个想法：中国能不能向国际电联提出一个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
“当时作为中国通信产业主管部门的邮电部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基于第一、第二代移动通信给我们带来的苦涩”，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通信大国，在第一、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不管是在标准上，还是在技术设备上，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第一代，我国虽然做过一些研发，但没有知识产权，设备生产也没有形成产业。在第二代，GSM被广泛采用，但依然是‘拿来主义’。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国如果还和以前一样，将失去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而第三代移动通信仅在国内就具有超过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经过国内专家论证和完善，中国终于在1998年6月30日，也就是国际电联3G候选技术提交的截止日期内提交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通信领域的候选技术，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标准。原邮电部非常重视，在送交国际电联的标准稿上，原邮电部三位领导亲自签名认可。
攻关幕后
2000年5月，TD-SCDMA被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接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ITU实际收到的3G标准提案多达15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提案占绝大多数)。
TD-SCDMA作为唯一由中国提出的标准之所以能够被采纳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有三：一、技术上有特色，特别是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的优势；二、发达国家之间也充满了竞争和矛盾，例如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后来转而支持中国的TD-SCDMA；三、最关键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各国都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不愿得罪中国政府。当然，当时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可能也没有把TD-SCDMA的威胁看得太认真。
而说起TD-SCDMA，除被尊称为TD-SCDMA之父的李世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陈卫和他的SCDMA。因为TD-SCDMA标准的部分构思是基于当时SCDMA的技术基础。如TD-SCDMA中的关键技术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都来源于当时的SCDMA系统，而它们都是使TD-SCDMA有别于其他3G标准的关键技术。
在编写和制订中国3G标准的前期，SCDMA团队也是主要的力量，中国向ITU提交的第一个TD-SCDMA标准文本就是由李世鹤、陈卫和徐广涵讨论后，合作撰写的。
1994年，在位于奥斯汀的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为了开发这个系统，1995年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意思就是中国的无线接入系统。
而最初在陈卫和徐广涵做的时候，只是想作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后来同高通进行了多次谈判，因为对方苛刻的条件而大受刺激，“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高通的专利读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不论我们怎么走，都绕不开高通的专利，而且我们永远都是在跟随，在追赶，”陈卫说。最后，陈卫和徐广涵被迫放弃了高通的CDMA，转向研究自己的系统。没想到的是，这竟成就了中国3G标准TD-SCDMA。
1995年5月，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现任大唐集团董事长的周寰率国内7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一眼看上了陈卫和他的SCDMA。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李世鹤在吸取SCDMA部分优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制订出TD-SCDMA系统规范。
产业助力
2002年10月30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大唐、中兴、普天、华为、中国电子、南方高科、联想、华立等8家中国最具实力的科技企业老总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TD-SCDMA大围巾，手拉手肩并肩站成一堵“墙”，发起成立TD-SCDMA联盟。
“产业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3G标准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更重要的，它体现了该标准得到了中国产业界的整体响应。”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说，“从系统到终端的由国内企业广泛参与的TD-SCDMA产业链已见雏形。”这一事件，对于习惯于制造标准、引导产业发展的欧美利益集团，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
2003年8月，大唐移动与北电网络成立TD-SCDMA联合试验室，国际企业跨上了TD-SCDMA这条船。
与此同时，大唐移动也开始将TD-SCDMA系统标准授权给一些企业，使这些中国通信领域的旗帜性企业马不停蹄地投入到TD-SCDMA的集体阵营中来。到2006年1月10日，联盟的企业已经扩展到25家，同时，还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企业在争抢入围联盟的入场券。TD-SCDMA已经跨越幼年。
全景
中国标准战略艰难挺进
本报记者 熊学慧北京报道 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令中国“引以为豪”的“3G标准具备组网能力”的信息也被国家科技部门公布在“自主创新榜”上，中国标准的“春天”似乎提前到来。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政府在考虑企业的事，企业在考虑政府的事，两者是错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朱彤博士称，中国标准问题很复杂，脱离中国实际去谈标准问题是不现实的。
专家称，创新主体如果不能归位，中国标准就难以在市场中推广，盲目“与国际接轨”只会限制国内企业发展。而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高层则表示，中国要摆脱受制于国际标准的困局，“唯一的办法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艰难挺进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TD-SCDMA为中国自有标准，中国正在为TD-SCDMA独立组网的事而忙碌。但从诞生到现在，大唐电信、西门子等企业为争取中国支持的这一标准而投入巨资，现在终于有了“盼头”。
中国的3G标准从推出到商业应用经历许多磨难。据了解，TD-SCDMA被国际电信联盟接受为3G的国际标准后，国家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的政策措施，包括3G频谱规划中把主要频谱分配给TD-SCDMA，成立了相关企业参加的TD-SCDMA产业联盟等等。
“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其自身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朱彤称。专家称，中国在标准问题上受国外阻击的案例远不止TD-SCDMA一个，而EVD标准则是较有代表性。中国的企业在向DVD专利持有者交纳巨额的“学费”后，有国内企业终于主导推出了EVD标准，但这一标准同样受到另两种标准的阻挠。业内人士告知，中国标准通往世界的路途上荆棘遍布。从EVD到现在的TD-SCDMA，中国标准突围异常艰难。
这些只是表层问题。朱彤称，中国标准难以“挺进世界”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政企错位”。“面对别国标准的限制，中国企业要生存下去就需要进行标准、技术创新。但政府部门还没弄明白，是进行‘自主标准创新’还是在‘他人标准之下创新’。”朱彤说。政府在想企业的事，企业则在想政府的事。政府部门盲目“与国际接轨”，推出一些先进技术为标准，这会限制企业的发展。而企业总想推出自己的标准，并努力使之成为国家标准。
“两方面考虑的问题不一样，政府与企业如果不回归本位，中国标准就不会有什么效果。”朱彤称。
阻击中国标准
在中国标准受阻击的同时，国外标准却在向中国大举收取专利费用，并强迫国内企业接受他们制订出的“国际标准”。
“我们对标准的认识应该有一个前提，标准要让人采纳，首先应该是开放的，而且不要附加不合理的权利金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就中国标准问题发表意见时称，如果一些国际标准要收取权利金，我们就应该发展自己的标准。据了解，标准有“公共标准”和“私有标准”之分。“公共标准”主要是通过政府和专业委员会两种途径制定，并且标准的内容是公开免费使用的；而“私有标准”则由行业或企业制定，并向标准使用人收取权利金。
有专家认为，中国虽然一直很重视“公共标准”的制定工作，但是没有充分考虑标准的贸易和技术创新效应，在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据了解，国家有关部门早些时候在推出WAPI（无线局域网加密标准）时，原想使这一标准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标准，不料在美国政府机构的强力反对下，这一标准被无限期延迟。
“我有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在谈到中国标准问题时说，美国政府机构的一些政客原先并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标准问题，但在中国推出WAPI标准之后，他们对中国产生了警惕和不信任，进而反对中国标准，并设法阻击中国标准。”朱彤说，中国标准第一炮没打响，现在想推一些标准却又顾虑重重。
中国标准的市场攻略
对于中国标准存在的问题，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也已有所意识并在逐步改进。该委员会高层人士在公共场合发表谈话时称，中国标准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唯一的办法就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理想。
旅美学者张庆松博士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认为，中国标准本身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世界”。张表示，中国应该先制定一些强制标准在境内施行，借此抵消外国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标准环境。“制定国家标准的作用就是把标准权由外国企业手中交到中国企业手中，外国大企业，行业协会和企业联盟制定的标准规范就会不适应中国的行业环境。如此一来，外国企业享有的优势就会被抵消。”张庆松说，由于这种标准适用于中国境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外国企业和政府也无法指责。
张同时认为，国家相关机构制定“中国标准”使得中国的行业建立自己的独特体系，并不是和“新全球化”唱反调。“当中国制定标准战略后，一些外国企业为了保证自己不被中国巨大的市场抛弃，就会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标准。”张说，国外的企业为了能够在中国的巨大商机里面获得商业机会，必然会采用中国的标准。
分析人士称，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外，中国标准还需要国内产业联盟的更大推动。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士告知，我国已推出“中国标准战略”，中国标准正在逐步被国际所接受，TD-SCDM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推广中国标准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还需要作一些战略调整。”朱彤说，要改变我国的标准发展环境，有关部门还需要在政策的理论基础、宣传的诉求点等方面作出调整。比如，在强调“国家利益”时，更需要抓住“市场”不放。企业不会因为某一标准是“国产标准”而特别垂青于这个标准，而是要看这个标准能否为企业带来多大市场收益。
访谈
“中国标准”:以市场推动创新
嘉宾：陈金桥，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
王煜全，Frost & Sullivan（中国）公司总裁、电信市场战略咨询专家
辛鹏骏， 通信产业报社总编辑、通信业资深人士
主持人：本报记者 赵刚
制订“中国标准”主要是为了“错位竞争”
《中国经营报》：TD-SCDMA即将在中国投入商用，这是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一次重大跨越，拥有技术上的“中国标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陈金桥：电信产业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同时又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我国这次力推TD-SCDM标准，是为了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抢占一个制高点。
我国的标准竞争战略，说穿了就是一个错位竞争的思路。我们的竞争对手技术上很强，而我们又处在由弱到强的过程中，这时如果在旧有标准下进行正面竞争，就只能是拼速度、拼规模，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基本上没有胜出的机会。
但如果我们能另辟战场，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体系，他们打阵地战，我们打空降战，或许可以有机会获取自己的一块发展空间。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可以一统天下，现被国际电信联盟(ITU)认可的三个3G国际标准WCDMA 、CDMA2000和TD-SCDMA分别代表了欧州、北美和中国的利益。
我们可以集中科研力量在TD-SCDMA标准下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准产业化，在我国形成一个有设备、有芯片、有终端产品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将来进行更全面的技术创新。
这种错位竞争战略符合我国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也符合中国通信大国的地位。从国家战略上考虑，过去我国受制于人，现在有了自己的标准，这既是谈判的筹码也是竞争的武器。由此，我们可以有一个进一步进行研发的起点。
经过市场选择才有生命力
《中国经营报》：推行TD-SCDMA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有无市场风险？
陈金桥：风险的确存在。一个技术标准在确立后还要产业化，产业化后还要市场化，相关厂家用不用你的技术标准，用户用不用你的产品将是一个标准成败的关键。
事实上，无论采取哪种技术标准，这样的风险都会存在。但采用TD-SCDMA标准可能会有自已的一些优势。首先是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从研发投入到牌照发放，再到分配频率等方面支持TD-SCDMA产业链的发展。此外，TD-SCDMA完整产业链在国内，在将来的市场竞争中，我们会有人力成本优势、本土研发优势、知识产权优势以及后续服务研发上的优势。因此我们比较看好TD-SCDMA的市场前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也应该冒这个市场风险。
王煜全：在目前的竞争环境下，关键在于你能向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产品，而不是你采用什么技术标准。在技术标准的选择方面，还是应当充分尊重市场本身的选择。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保持“技术中立”，尽可能少地干扰企业对技术的选择。只有经过市场选择的新技术、新标准才是有生命力的。
不能因知识产权而止步
《中国经营报》：据了解，TD-SCDMA依旧无法绕过国外公司专利权的问题，在很多核心技术专利依旧为国外公司撑握的情况下，我们推进这一标准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风险？
辛鹏骏：的确，中国掌握的知识产权在TD-SCDMA大致只有7%，其余专利则掌握在高通等国外公司手中。知识产权肯定要保护，专利费用肯定要支付，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市场杠杆，争取更好的专利利用环境。
技术竞争最终是为了市场竞争，谁拥有更大市场，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足够大，已有4亿用户，每年还有1亿的增长，市场容量完全能再容下一个TD-SCDMA网。
现在，我们首先要在国内使用，把这个市场做起来。这样，它的产业群、产业得益者都在中国，我们在国际谈判时就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要善于用自己拥有的市场说话，不能因知识产权方面存在问题而止步。
评论
打造中国式创新
虽然在政府的扶持下，TD-SCDMA一路高奏凯歌，但事实上，TD-SCDMA还有一道最艰难、最不易翻越的屏障横亘在面前，那就是在交付市场后，用户的接受程度。
在此之前，TD-SCDMA一直在政府的羽翼下生长，一些人坚信，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拖延3G牌照的发放就是为了等待TD-SCDMA技术的成熟，所以TD-SCDMA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始终是凯歌高奏，包括若干次及时的资金解困和频谱分配的倾斜。
对中国来说，或许这样的政策倾斜是必须的。中国通信产业巨大的增长和用户基础早已成为国际电信巨头们觊觎的对象，仅3G所带来的产业规模就是以万亿元为单位来计算。这样巨大的市场，即使放在任何国家也不会轻易放弃。巨大经济利益使TD-SCDMA在中国甚至全球经济链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TD-SCDMA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TD-SCDMA为中国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新技术、新标准、新市场三者联动，引领中国技术创新的新路径。
曾经，我们着力于国家投入大笔资金，直接推动国有研究机构对新技术的研发，但终因企业主体的缺位和自身科研基础的薄弱而难以在国际新技术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们也有过尝试，意欲在通信产业确立自已的“中国标准”——WAPI（无线局域网加密标准），但终因缺乏相关产业链的支持而流于空谈。
我们也有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美好想法，但由于外方的各种技术壁垒限制，最终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过：创新的含义是有系统地抛弃昨天，有系统地寻求创新机会，在市场的薄弱之处寻找机会，在新知识的萌芽期寻找机会，在市场的需求和短缺中寻找机会。
我们的思路要回到以市场发展技术上。以新标准为杠杆，以新市场为目标，在培育新市场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新技术。并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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